您现在的位置： 0、134-9页以及第186页以下。这些部分介绍和讨论了日本和美国学者的相关研究。
[35] 关于习惯法方面的情况，参阅梁治平：《清代习惯法：社会与国家》第127-30页。
[36] 参见曲彦斌：《中国典当史》页19以下。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
[37] 关于广西壮族和瑶族的土地契约，参阅杨国桢：《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第380-9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关于贵州炉山黑苗之借贷习俗和“请会”之俗，参见吴泽霖：“炉山黑苗的生活”，载《吴泽霖民族研究文集》第56-154页。
[38] 参见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贺卫方等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
[39] 清朝即针对不同情况，制定了与藏、蒙、回、苗有关的各种章程和条例。详见刘广安：《清代民族立法研究》第一至六章。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
[40] 除了自然的和正常的一面外，这样做也有不得已的一面。清代一个地方官在一篇处理行会事务的禀文中说：“……各埠役夫，各行纲首，多属祖遗世业，或有一定股份，外人不能混入，或有一定地界，畛域各自分明，甚而至于乞丐下流，亦分地段。巫医贱业亦有门市，类难枚举。此皆俗例而非官例，私禁而非官禁，地方官要不能不俯顺舆情。若欲稍事更张，则讼争蜂起。窃恐日坐堂皇，亦有应接不暇之势。”（汤肇熙：《出山草谱》“札饬详复讯断杨连升等控案禀”，载彭泽益编：《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第944-7页）。这种看法应当是颇具代表性的。关于习惯法方面的情况，可以参阅梁治平：《清代习惯法：社会与国家》第127-66页。
[41] 所谓“同业开行，例所不禁”（引据汤肇熙），颇能表明官府对于民间自发活动的一般态度。此外，很早就有西方的观察者注意到，中国的行会并不是根据官府的授权或特许而成立和开展其活动的。参阅马士：《中国行会考》之“手工业行会”，载彭泽益编《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第58-75页。
[42] 关于这一现象之社会理论意义的初步研究，参阅梁治平：《清代习惯法：社会与国家》“导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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