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 受制于资本市场的发展水平。在资本市场容量一定的情况下，国有银行上市必然会与国有企业争夺资金。如果国有银行大规模地进入资本市场筹集资金，必然会增加国有企业直接融资的难度，反过来又增加国有企业向银行贷款的要求。因此，国有银行的产权变革必须与资本市场的发展程度相适应。
国有银行的产权变革还要面临现存的大量不良贷款问题。作为一种历史遗留问题，银行的不良贷款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过去十几年改革的成本。在银行产权变革中必须决定如何分担这种改革成本。显然，由国有银行单独承担巨额改革成本既不合理也不可行，银行没有能力予以消化。比较可行的做法是通过社会化来消化这些不良贷款，这就必须通过资本市场来运作。这一过程受制于资本市场的发展水平。
(六) 敷衍应付还是彻底改革
看到金融当局的困惑，不由得使人想起了中国近代史中的一个人物，清朝的李鸿章。他在满清王朝的末年出将入相，职掌大权。办洋务，练海军，办外交，也曾风光过一时。在他手上创建了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局、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天津电报局、津榆铁路、上海机器织布局等等，开办了北洋水师学堂等新式学校。他在临死之前说：“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罢，海军也罢，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补，居然成一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流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以何术能负其责？”[7]
李鸿章的这段话还有几分自知之明，活生生地刻画出了一个裱糊匠的心态。李鸿章把自己的所有作为都定位为一个裱糊匠。发现了窟窿，就拿张纸糊上，从表面来看似乎还挺漂亮，但是，只要风雨一来，就马上分崩离析，不可收拾。
不知道怎么搞的，我们的某些金融官员的所作所为，也象是一个裱糊匠。在嘴上天天叫喊要改革金融体制，但是实际上只不过是“勉强涂饰，虚有其表”。金融体系和满清王朝是截然不同的两件事情。满清王朝病入膏肓，不可挽救。但是，中国的金融体制还不至于到那个地步。更何况，金融官员可以换了一茬又一茬，缺了谁，银行都一样要开张。金融体系的安危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和人民的利益，绝非儿戏。
国有银行中的某些官员们已经习惯于垄断特权，他们甚至希望把金融改革也垄断起来。他们口口声声要改革金融体制，每年都提出一些改革方案。前几年，人们还很有兴趣，关注官方提出的各种改革金融体制的建议和计划。可是，一年又一年，金融体制的改革趑蹰不前，问题越来越严重。看起来，官方的某些研究机构也“江郎才尽”，提不出什么好主意来了。这些金融官员们在口头上也欢迎海外学者回国效力，欢迎懂得现代金融的专家参与改革，但是，当专家们提出改革金融的建议时，马上就暴露出他们“叶公好龙”的真面目。他们自知理亏，不敢就金融改革的政策正面展开研究讨论，于是，某些金融官员采取了拖延战术，千方百计，回避争论。当许多学者建议刊在对外开放之前首先实现对内开放，通过建立民营银行实现金融体制的制度创新，促进国内金融市场的竞争机制，通过公平竞争逐步提高国有银行的竞争素质。实现金融领域的改革开放是大势所趋，也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任务。本来应当动员更多的力量，齐心合力，探索出符合中国国情的改革方案。可是，有些金融官员只想当“裱糊匠”，尽量不要触动既得利益集团，在现有体制的基础上修修补补。只求得表面上过得去，根本不考虑长治久安的制度建设。
在国有改革的问题上我们需要的不是几个裱糊匠。我们需要的是能够发现问题的症结，并且有能力，有魄力对旧的金融体制实行大破大立的建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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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章是在多次研讨中综合了林毅夫、张曙光、曹远征等人的观点后写成的，在此谨表示衷心感谢。文中如有谬误则应由本人负责。
[2] 有关国有银行不良贷款的分析请参见本书第14章。
[3] 这种扶持能否继续就要看国有商业银行能否继续其对金融资源的垄断。
[4]参见周小川，“中国金融体系的不良资产问题：原因与出路”，《大思路，专家论述：东亚危机和中国的改革与发展》，中国发展出版社，1999，第83页。
[5] 在1998年中国政府通过增发债券一次向国有银行注入资金2400亿。
[6]在2000年，中国政府将四大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剥离了14000亿，分别交给了新成立的四家金融资产公司，从而在帐面上大大改善了国有银行的金融资产质量。
[7] 参见余杰，《火与冰》，第111页，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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