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 标准，这套标准就是政治发展的状态。3.政治发展是政治现代化，而这种政治现代化又是以西方的现代政治形式为参照标准的。4.政治发展是民族国家的运转和建设过程，政治发展首先是一种国家政治制度中的民族主义政治形式。5.政治发展主要是国家行政与法律方面的发展，即现代行政组织、行政秩序与法制的发展。6.政治发展是政治动员与政治参与的过程。政治参与一般是自下而上的，而政治动员则是自上而下的，但二者只要达到了一定的程度，都能达到政治发展的目的。7.政治发展即是建设民主政治。8.政治发展是一种稳定而有序的政治变迁，是一个社会能够理性而有目的地控制政治过程，引导社会变革的方向。9.政治发展是政治系统的能力的提高过程，其中主要是指政治动员和权力行使能力的提高。10. 政治发展是多元社会变迁中的一个侧面。”（注：引自王元：《西方政治发展理论述评》，载夏征农主编：《西方学术思潮论丛》，（第一辑），第70―71页，学林出版社，1989年。）
在为格林斯坦（fred i. greensltein ）和波尔斯比（nelson w. polsby ）共同编辑的《政治学手册》（handbook of politicalscience）撰写“政治发展”词条时，亨廷顿和多明格斯指出， 由于学者们对政治发展较为关切，因而也促使他们为“政治发展”下定义，于是“定义以惊人的速度涌现出来”，但在他们写作的词条中，他们对“政治发展”这一词汇“一般从四种不同的方法加以使用”。这就是：（1）地理的。“实际上这是关于发展中国家，即亚洲、 非洲和拉丁美洲较穷或者工业化较差的国家的政治的一种简化方法。从这一意义上讲，差不多对这些国家的政治某个方面的任何研究，都可冠之以对政治发展的研究，即便所使用的主题、概念和方法实际上可能与研究一个‘发达’国家的政治所使用的相似。这样，在坦桑尼亚，调查研究公民对他们政府的态度往往被称之为对政治发展的研究，而在英国使用的同样的调查表则就不是”。（2）派生的。在“这里， 政治发展被认为是指更为广阔的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方面和后果。”（3）目的论的。 在“这里，政治发展的定义是朝向一个或更多目标或代表政治体系的状态的运动。在某些情况下，政治发展据说还涉及向若干不同的目的的运动，而任何一个目的也许只有在实现其他目的的过程中作出某种妥协才有可能实现。这就使政治发展成了包含若干固有矛盾的概念。或者说，如果政治发展就意味着朝着一个特定方向的运动，那么这种运动（例如民主化）通常就已经有了一个完美的名字，这样，政治发展就变成了多余的标签。在各种各样目的中，被视作是与政治发展为一体的运动，有民主、稳定、合法性、参与、动员、制度化、平等、能力、变异、个性、渗透、分配、结合、合理化、官僚主义化、安全、福利、正义、自由，等等。在许多情况下，朝着这些目的的运动含蓄地或者明白地被看作是较为普遍的现代化进程的一部分。在另一些情况下，现代化与政治发展是严格区分的。后者被看作政治组织和程序的制度化，可以出现在现代社会或过渡社会，并且常常由于与现代化联系在一起的社会经济变化而遭到破坏，导致‘政治衰败’”。（4）功能的。在“这里， 政治发展被看作是朝着现代工业社会所特有的政治的一种运动。也许人们可以争辩说，这样一种社会需要某些类型的政治进程、价值、领导和制度，或者至少可以说，如果这种社会具有比其他类型更适合的某些类型的政治，那么它就能更有效地发挥其功能。……从这一意义上讲，政治发展不是现代化的政治结果，而是一个有效发挥功能的现代社会的政治必需。”（注：［美］格林斯坦、波尔斯比编：《政治学手册精选》（下卷），储复耘译，第151―153页，商务印书馆，1996年。）
由此可见，政治发展的内涵是相当丰富而难以准确加以定义的。但笔者认为，我国台湾学者陈鸿瑜在总结国外众多学者对政治发展的看法和理解的基础上，对政治发展所作的概念界定，相对而言却是比较充分、全面而准确的。他认为：“政治发展的概念可界定为一个政治系统在历史演进过程中，其结构渐趋于分化，组织渐趋于制度化，人民的动员参与支持渐趋于增强，社会愈趋于平等，政治系统的执行能力也随之加强，并能渡过转变期的危机，使政治系统之发展过程构成一种连续现象。”（注：陈鸿瑜：《政治发展理论》，第30页，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而我理解，在这种政治发展当中，最为核心和关键的，或者说政治发展的主要内容又可以这样来概括，即亨廷顿所主张的政治制度化程度和政治参与的水平，再加上法治（法制）的完备与发达状况。也正因为如此，国外学者在对政治发展问题进行研究探讨时，主题也就比较明确而集中。
三、政治发展研究的主题
纵观整个政治发展研究，其所有的论著几乎都是围绕两个主题而展开的，这就是政治民主和政治稳定。无论学者们在政治发展研究中关注的具体内容如何，基本上都可以归入这两大主题之中，这其中既有对政治民主和政治稳定的内涵的探讨，也有对如何走向政治民主和稳定的途径的分析设定。如果有进一步考察的话，大致说来，60年代的政治发展研究比较重视政治民主，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中期的政治发展研究偏向于政治稳定，而70年代中期以后的政治发展研究似乎更多地强调了二者的协调发展。
正如亨廷顿和多明格斯所指出的：“政治发展的讨论常常集中于讨论朝什么发展，而不是发展什么。这两个‘什么’发展曾是广泛分析的题目，它们就是政治民主和政治稳定。”“政治发展的早期分析文章往往倾向于把政治发展进程界定为朝向政治民主的进展。而民主发展反过来又与经济发展的进程有关。”（注：［美］格林斯坦、波尔斯比编：《政治学手册精选》（下卷），储复耘译，第153 页， 商务印书馆，1996年。）因为许多学者相信“政治发展是经济增长的必要前提。”（注：［美］西里尔?e?布莱克、杨豫：《现代化与政治发展》， 载于《国外社会科学》，1989年第4期。）显然， 把政治发展看作是向着政治民主转变的一个过程，乃是发展研究中的现代化理论的逻辑与主张在政治发展中的反映。
于是，在60年代，在西方发达国家的援助下，亚、非、拉许多发展中国家相继进行了政治民主试验，这种试验有时被称为“民主式的民众主义”（democratic populism）战略。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十余年中，许多第三世界国家都采取这个战略。在大多数新兴的非洲和亚洲国家中建立了议会民主制度。在拉丁美洲，人们也很尊重民主。美国和西欧过去的殖民主义国家开始采取各种方案，向第三世界国家提供赠款或贷款，以促进它们的发展和现代化，总而言之，在鼓励他们引进民主、议会制度和市场经济，也就是资本主义经济。”（注：［美］阿尔蒙德：《发展中的政治经济》，载［美］塞缪尔?亨廷顿等著：《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第364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 ）然而其结果却令人非常失望，政治民主不仅没有真正得到实行，而且试验的结果还极大地破坏了经济状况，造成了社会动荡。首先，“在60年代，非洲的民众主义政权一个接一个地垮台了，取而代之的是无视法制的、腐化的政治机器。在60年代末，许多文官政府在军事政变中被推翻，取代它们的是腐化的军人政权。”阿尔蒙德认为，“在黑非洲和世界其他地区进行的民主实验的失败，主要是由于它们没有完成首先建立民族国家和促进经济增长这一首要任务，它们在政府没有能力的情况下就想实现人民参政，还没有生产出产品就想分配。”他以加纳为例说明：“从1960年到1966年，加纳处于恩克鲁玛统治下。在这期间，按人口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实际上没有增长，分配越来越不平均，政府借了大量的外债，外汇储备几乎枯竭，出现了通货膨胀和腐化现象，所有这一切导致了恩克鲁玛政权的倒台，取而代之的是军人独裁。”（注：［美］阿尔蒙德：《发展中的政治经济》，载［美］塞缪尔?亨廷顿等著：《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第364―365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其次，“在这段时期，拉丁美洲的民主实验也失败了。出现了尖锐的冲突：一方是乡村的地主阶级和城市的工业权贵，另一方是要求参政和较公平地分配利益的民众主义运动。每当这些民众主义运动威胁要夺取或者实际上已经夺取了政权的时候（如1961年的巴西，或1970年至1973年智利的阿连德统治时期），就会发生加剧的政治紧张和骚乱，就会出现通货膨胀和夺取土地的现象。这些现象导致了危机，在危机中军人推翻了政府，并中断了宪法的实施。”（注：［美］阿尔蒙德：《发展中的政治经济》，载［美］塞缪尔?亨廷顿等著：《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第365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 ）最后，这种政治民主实验的严重后果在亚洲一些国家也未能幸免。阿尔蒙德指出：“在1966年军事政变之前，苏加诺统治下的印度尼西亚走的是左倾道路。反对党没有遭到镇压，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力量和影响得到了壮大，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企业被收归国有，然后在1966年就发生了军事政变。印度在这一时期的经验表明了民众主义发展战略的后果。从1960年到1972年，印度按人口计算的增长速度只稍高于1％。 全国收入的份额从20％降到14％。印度解决不了这么多的问题。因此在英迪拉?甘地第一次任总理时，从1975年到1977年中止了宪法规定的自由，宣布了紧张状态。在这段镇压和权力集中期间，政府作出努力来增强政府效能，改善经济活动，并解决不平等问题。”（注：［美］阿尔蒙德：《发展中的政治经济》，载［美］塞缪尔?亨廷顿等著：《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第365―366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
许多政治发展的研究者之所以特别强调政治民主在第三世界国家发展中的重要性，是因为他们都深信，政治民主与经济的发展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当然，其相关程度可能有所不同），即经济的发展必然要求政治民主的发展，而政治民主的进步又会促进经济的增长。阿尔蒙德就认为：“政治经济增长、发展、现代化、进步，不管如何称呼，都包含着由四个因素支配的积极和向前发展的运动，即包括四个变量：两个政治变量，两个经济变量。”这两个政治变量就是“政府能力（或权力）”与“人民参政情况（或民主化）”由于权力（power ）及参政（participation）的英文的首字母均为“p”，故这两个变量又叫做两个“p”。 两个经济变量则是“经济增长（或财富）”和“分配（或福利）”由于财富（wealth）及福利（welfare）的英文的首字母均为“w”，故这两个变量又叫做两个“w”。他认为， “一个政治和经济都较发达的国家，其政府能力、人民参政程度、国民生产总值及其分配的平均程度，都是比较高的。”（注：［美］阿尔蒙德：《发展中的政治经济》，载［美］塞缪尔?亨廷顿等著：《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第361页、第362页、第363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 ）而派伊也坚决主张“民主政治有助于经济发展。反对那种专制和集权体制有助于经济发展的论断。”（注：引自王元：《西方政治发展理论述评》，载夏征农主编：《西方学术思潮论丛》，（第一辑），第75页，学林出版社，1989年。）李普塞特的研究表明，“民主制度的存在与高水平的经济发展之间有着高度的相互关系”，而鲁塞特、达尔、卡特莱特、麦克龙和克纳德、纽鲍尔、迈尔和杰克曼等人后来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但同时又表明，政治民主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很可能不是直线型而是曲线型的，即“在经济发展中至少存在一些界限，越过界限，拥有民主政权的社会的概率极大，同样，越过这一界限，这种概率也不会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而大大增加”。甚至有人还精确地指出，“当社会通过人均收入达到1960年时的300至600美元这一过渡地区（或者说界限）时，民主也许就会出现。”（注：［美］格林斯坦、波尔斯比编：《政治学手册精选》（下卷），储复耘译，第153―154页， 商务印书馆，1996年。）然而，在亚、非、拉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实验又的确失败了，这又如何解释呢？学者们认识到，关于政治民主和经济发展之间的这种高度相关关系在“事实上只是在1830年至1930年这一百年过程中，在西欧和北欧的一些国家确立的”。这种关系并不一定与发展中国家的现实相符合，因为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现实情况既与西方发达国家刚开始工业化时不同，更与发达国家的现状相差甚远，在发展中国家普遍缺乏有力且高效率的政治组织和机构，其政策贯彻能力很差。更何况，在事实上，经济发展与政治民主之间也存在着负相关关系。（注：［美］格林斯坦、波尔斯比编：《政治学手册精选》（下卷），储复耘译，第154页， 商务印书馆，1996年。）因此，乐观主义的民主优先论并不是特别有道理的。
于是，一些政治学家提出，对于广大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来说，关键的前提性要素并不是政治民主，而是政治稳定，只有在稳定有序的社会安定状况下，无论是经济的还是政治的进步才有可能。因此，在60年代后期至70年代中期，学者们认为，政治稳定的重要性已经超过了政治民主的重要性而居优先地位。至少在这一阶段，政治发展研究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亨廷顿“已脱离了上一阶段对民主之强调，而着重于秩序”。（注：陈鸿瑜：《政治发展理论》，第9页， 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政治稳定主要涉及到一定的社会政治秩序的建立和维持。正如亨廷顿和多明格斯所言：“总的来说政治稳定这一概念占主导地位的是两个因素：秩序和持续性。第一个因素意味着政治体系相对来说不存在暴力、武力、高压政治和分裂。第二个因素认为稳定意味着政治体系的关键成分相对来说不发生变化、政治发展不发生中断、社会中不存在希望政治体系来个根本改变的重要社会力量和政治运动。”当然，政治稳定“不一定意味着政治体系的所有成分都不发生变化。它指的是相对的持续性和政治体系的一些比较基本和主要的成分，如基本的政治价值、文化和政治的基本的组织（或制宪）结构，不发生变化。”（注：［美］格林斯坦、波尔斯比编：《政治学手册精选》（下卷），储复耘译，第155页，商务印书馆，1996年。）在60 年代末以后的著作中，亨廷顿特别强调，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发国外政治发展研究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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